世界的主人：反语时刻的突破

尹佳恩在平遥国际电影展

韩国导演尹佳恩用六年时间打磨出的第三部长片《世界的主人》，为创伤叙事提供了一种领先的视角。影片从一次课间开始，到另一次课间结束，用去事件化的镜头，平静地跟随高三女生珠仁的一段生活。开头二十分钟，紧凑地铺陈出她在校园、家庭、跆拳道馆和志愿者团体中的社会关系网，一切看似被精心维持的“正常”——父亲缺席，母亲对外婆抱怨时也说“这孩子好不容易打起精神”。直到同班同学秀浩发起反对性罪犯回到社区的联署，而珠仁因不认同“被性侵毁一生”的说法拒绝签名时，观众才与她被遮蔽的过去逐渐对视。

这部电影的核心立场清晰而有力：创伤不应定义人生。它通过精简有效的对话和人物间的镜像关系，辐射出议题的多个面向。然而，即便面对如此厉害的作品，“朴素”仍是其最打动人心的特质。创作者秉持着一种尊重平等、毫不傲慢的价值观，扬弃了窥探内心的特写，规避了回溯痛苦的闪回。于是，观众得以“以精确的距离，凝视一切”，并惊讶于当“受害者”标签被撕去后，珠仁所展露出的那个如此普通、如此复杂、如此完整、如此广阔的自我。

《世界的主人》电影海报

片中为人称道的洗车房长镜头，在密闭空间里目睹了珠仁唯一一次情绪爆发。但这绝非一部为表现痛苦而拍的电影。导演尹佳恩曾分享，自己有过许多次走出影院时心情发生变化的时刻，她希望将这种经验带给身处艰难时刻的人。影片最后那张被匿名者们接力读完的纸条，正是她为珠仁创造的一个这样的瞬间。这种“爱本位”的创作初衷，恰好与美国哲学家玛莎·努斯鲍姆的倡导相契合——我们不应让对戏剧性叙事色彩的自然渴望，背离了曾经的努力。“我们都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前走”，并且“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建构未来，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过往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”。

努斯鲍姆在其开创性著作《傲慢的堡垒》中，揭露了性侵问责方面存在缺陷的特权领域。她指出，要找到特权堡垒的缺口，唯有依靠建设性的精神、宽宏而不妥协的心态，以及“积极的爱”。她提出了一个“高贵的道德理想”：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不应只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寻求一个能让所有人——包括女性和男性——联合起来的结果。这几乎就是珠仁在坦露过去后，最终签下那张倡议书的行动内核。

《素媛》电影海报

珠仁与秀浩的冲突，本质上是珠仁与秀浩所内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。有种说法认为，联署事件的原型是电影《素媛》中的罪犯刑满释放回社区引发的全国抗议。若果真如此，秀浩保护妹妹的心情便更容易理解了。努斯鲍姆在书中提醒我们区分“对正义的强烈要求”和“主要寻求造成痛苦的报复性愤怒”。愤怒往往是混乱、激进且盲从的，而正义则要求细致的区分、甄别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战略。珠仁努力改变人们思维中的惯常秩序，只为让大家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，她显然属于前者。

另一方面，珠仁第二次说出口的经历，注定比第一次接收到更多善意。“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，但它是向正义弯曲的”。电影和努斯鲍姆一样，理解进步的缓慢，并在其中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希望。她们追求的正义，内核是寻求和解。“正如女性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一样，我们也必须下决心在所有分歧中倾听彼此的声音，女性主义者应该而且首先要成为有爱的人”。就像片中那些深陷泥潭却仍想帮助他人的互助会成员一样，爱，的确凝聚成了珠仁身体里的一种力量，最终落在了她的志愿书上。

尹佳恩的电影里没有刻意渲染邪恶，却充满了爱的光辉。她甚至给人一种错觉：这个“世界”是她邀请我们动用多一点想象力，去看见的新可能性。后来才发现，导演明确说过，“那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幻想，而是确实存在、只是因为太常见所以常被我们错过的东西”。

读到加拿大作家米莉亚姆·泰维兹的《战斗之夜》时，那种嘻嘻哈哈却想哭的感觉，让我更理解了这所谓的“东西”。小说主角女孩斯维芙问外婆爸爸去了哪里，外婆说这个问题价值六千四百万加元。全书以“我”向失踪爸爸诉说的口吻写成。妈妈讨厌一切，还会大喊：“这和孕妇没关系！”她怀着戈德，总觉得累，还要去剧院排练。“我”因为在学校玩“占地为王”游戏每次都流血，就待在家里，顺便照顾总给“我”上课的外婆。外婆今天吃的是痛风、三叉神经痛、心绞痛“三球套餐”，她说，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施加最多痛苦的人，而是最能承受的人。今天的数学题是：一个逃走又回到丈夫身边的女人只能祈祷丈夫死掉，女人加上女儿加上朋友，一共六个“疯婆子”一天不差地祈祷了五年，结果一个男人的性命一共需要祈祷多少次？

小说里充满了大得荒唐的数字，或许在孩子眼里，世界就是很大，时间就是很久，而自己还很小。孩子的视角吸收着成年人的困顿，作者借她的口无遮拦传递真相，而她成长中的混乱，则承载着所有人对生活的探索。在远行的飞机上，外婆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诉说：外公和阿姨相继因抑郁去世，妈妈为他们伤心，也为自己的基因担心。她去很远的地方拍了很苦的戏，演了一个死而复生的角色，有了外遇。在这个关头，她有两种可能：要么消失，要么开始重建自己。她真的曾“死于心碎”，又一路战斗着活过来了！“简单明了！”外婆总结道，你当时和学校不对付，“你当时在战斗，我们都……瞎了”。

“我们都残缺不全，我和你妈妈坐在沙发上都怕挤碎她的骨头，但她没发疯——我知道我不应该用‘发疯’这个词，她在战斗。”妈妈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战斗，但她也付出了爱！“我”问是因为戈德吗？外婆说，是因为所有的事情。外婆觉得斯维芙心中有一团火，她的工作就是不要让这团火熄灭。珠仁在志愿书上，写的是她有“爱的天赋”。

快乐不是对痛苦的否定，而是对生命力的夺回。痛苦不仅存在，甚至可能是永存的。但世上也有很多人，每次被推至痛苦的边缘却没有坠落。创作者可以选择表现这一点，这是“世界的主人”冲破反语的时刻，也是外婆写给未出生的戈德的箴言——“你是个小东西，你必须学会战斗。”

《世界的主人》电影剧照

斯维芙一家三代，尤其是遇到再大的事只会说“多好玩呀”的外婆，看起来都“乐疯了”。她们不只快乐，更在“作乐”，这是她们选择的战斗方式。当妈妈谈起战斗，她说战斗中才能感觉自己活着，各种事情才能相互抵销。妈妈说有次她差点死掉但又没死，惊恐于居然没人知道。每次回望，她都觉得自己好可怜，所以她不仅需要时时刻刻战斗、彻夜战斗，也需要加入一场“所有人都想赢、而不是为了打破个人纪录”的战斗。

回望珠仁，她读完纸条很快戴上墨镜去跳舞，发现弟弟藏的信扫了几眼又很快和弟弟打闹起来。她的快乐里有表演的成分，也有真实的振奋。这些都是珠仁一次次训练自救的时刻，是她与所面对的黑暗交战的方式。“为什么没有人称赞说出口的孩子？”在可怜受害人与痛骂加害人这两种约定俗成的反应之外，尹佳恩赞美的是夺回人生的战斗，这是她想让大家看见的“日常生活中的伟大奇迹”。

而这部电影最令人难以释怀之处在于，它通过前二十分钟的信息遮蔽，迫使观众与片中大多数不知情的角色站在了一处。每个旁观者都因珠仁身上的种种反差，不得不叩问自己该如何行动。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博拉·陶克海默指出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在行使一种强大的权力：评判施暴者与指控者谁更可信。社会和个人正以令人不安的方式，行使着认可或贬损发声者的权力。因此，即便有人发声，这样的声音也常被系统性消解。

电影中，美度在庭审中被质疑，她的“受害者”身份覆盖了女儿、高中生、跆拳道亚军等其他身份，她的上诉甚至遭到母亲反对。珠仁在洗车房的大哭，也揭示出园长妈妈最初没有相信她，导致性侵持续了很长时间（这也是母亲自责酗酒的重要原因）。我们的判断，常受一种强大却不被觉察的力量左右，德博拉称之为“可信度复合体”。她基于亲身经历的案例，综合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法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，写就《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：论可信度》一书。书中指出，当指控者站出来时，施暴者从她那里夺走的大部分东西——力量、安全感、信任他人的能力、尊严、作为平等一员的价值——都岌岌可危。当我们相信她的指控，我们是在重新填补本该属于她的东西，给予她所寻求的认可和平反。我们对暴力行为的谴责，能被转化为对性侵本身的必要纠正，帮助受害者将耻辱的重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施暴者身上。这或许是美度无论如何也原谅不了自己的症结所在。

德博拉也分析了指控者反而成为“牺牲品”的原因：即便是被视为善意的共情，仍可能以与偏见一致的方式扭曲我们的道德判断。施暴者要求旁观者束手坐视，而受害者要求旁观者与之共同承担痛苦。对所有人而言，关心幸存者及其需求会破坏我们熟悉的生活和社会结构，我们忽视暴力指控，有时只是为了维持现状。这种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损失规避”的偏见，在德博拉看来，更广泛地反映了我们倾向于作出稳妥而非碘伏性决策。《世界的主人》不关注加害人，本意正是拆解“受害人”身份的一环，为了让珠仁在往后的人生中，能拥有几个不再想起罪犯面孔的时刻。这也很好地纠正了现实中的一种关照落差：对幸存者的关照不足，与对施暴者的过度重视。因为施暴者往往处在权力轴线的中心，而指控者却被边缘化。这也解释了，为何直到韦恩斯坦受审，塔拉纳·伯克十余年前发起的运动才被推至公共对话的前沿。《世界的主人》关注普通人的意义也在于此，正如德博拉所说，“我们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，因为每个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”。